三国时期（220-280年）的终结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新的阶段。曹魏代汉后，司马氏通过高平陵之变掌控政权，西晋于265年正式建立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短暂而动荡的统一时期。这个时期的政治格局以门阀士族与寒门集团的矛盾为轴心，最终因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与民族矛盾激化，导致西晋八王之乱（291-306年）与永嘉之乱（307-316年），为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埋下伏笔。

西晋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士族门阀体系之上。司马炎继承曹魏权力时，门阀士族已形成强大的社会网络。以王氏、贾氏为代表的河内司马氏与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等世家大族掌控着中央与地方要职。这种政治结构导致寒门士人上升通道受阻，形成"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"的畸形格局。太康之治（280-291年）期间，门阀士族通过联姻、荐举等方式巩固特权，如王济与贾充的家族联姻，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资源高度集中。这种制度性腐败最终引发统治集团内部火并，八王之乱中，赵王司马伦与齐王司马昭的反复攻杀，暴露出门阀政治的致命缺陷。

民族矛盾在晋末达到临界点。永嘉元年（307年），匈奴贵族刘渊起兵反晋，引发北方民族大迁徙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五族在山西、河北建立十六国政权，与东晋形成南北对峙局面。这一时期出现"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"的惨状，仅永嘉之乱就导致中原人口锐减三分之二。但民族融合也在进行，如前赵刘曜推行汉化政策，建立府兵制；前秦苻坚推行民族平等政策，吸引中原士族内迁。这种冲突与融合并存的现象，为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奠定基础。

东晋与十六国的对峙（317-439年）呈现出独特的政治文化特征。东晋政权依托江东门阀士族，形成"王与马，共天下"的统治模式。王导、谢安等士族通过"王与马，共天下"的政治妥协，维持江南半壁江山。但北方十六国政权间的混战持续近百年，前燕、前秦、后秦等政权更迭频繁，其中前秦的统一尝试（383-385年）虽以失败告终，却为后来南北统一创造条件。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呈现南北分化：北方佛教艺术达到高峰，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开凿；南方则形成"玄学清谈"与"山水诗画"并行的文化生态，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、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成为艺术典范。

南北朝时期（420-589年）的分裂与融合具有双重历史意义。南朝宋齐梁陈四朝更迭频繁，刘裕代宋（420年）、侯景之乱（548-552年）等事件暴露出门阀政治的脆弱性。北朝则经历北魏孝文帝改革（485-494年），推行均田制、三长制与汉化政策，促进民族融合。孝文帝迁都洛阳、改汉姓、学汉礼，使北方政权完成文化转型。这一时期出现"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"的盛况，佛教艺术达到新高度，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、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展现多元艺术风格。南北文化在军事冲突中持续交流，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借鉴南朝制度，南朝画家张僧繇的"吴带当风"技法影响北方画派。

隋唐统一（581-907年）标志着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。隋文帝杨坚通过关陇集团与关东豪族的联合，终结南北分裂。开皇之治（581-600年）期间，确立三省六部制、科举制、均田制等制度，开创"户三百万，兵四百万"的强盛局面。但隋炀帝杨广的暴政导致隋末民变，唐高祖李渊（618年）通过关陇贵族支持建立唐朝。贞观之治（627-649年）时期，唐太宗推行均田制、府兵制，完善科举制度，形成"九品中正制"向科举制过渡的机制。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辉煌，张衡地动仪、毕昇活字印刷术相继问世，唐诗、宋词、绘画进入黄金时代，玄奘西行取经（629-645年）推动佛教中国化进程。

从三国末期到隋唐统一，中国历史经历了从门阀政治到科举制度、从民族冲突到文化融合、从分裂割据到中央集权的深刻变革。这段时期不仅奠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，更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。门阀士族的衰落与寒门士人的崛起，推动社会流动机制转型；民族大迁徙促进胡汉融合，形成"华夷一家"的文化认同；南北分裂与统一实践为后世提供治理经验。这些历史经验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后续发展，成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线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