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甫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，其作品承载着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变迁与人文精神。作为"诗圣"，他不仅以"沉郁顿挫"的诗歌风格独树一帜，更通过诗歌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创伤，展现了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。在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后，杜甫诗歌的价值被重新发现，其作品成为解读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学的重要文本。

杜甫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。早期作品多表现个人抱负与青春理想，如《望岳》中"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"的豪迈气概，折射出他"致君尧舜上"的政治理想。这种昂扬向上的基调在《饮中八仙歌》等作品中尤为显著，诗人以浪漫笔触描绘了盛唐文人的自由精神。中期经历安史之乱后，诗歌风格发生根本转变。《春望》中"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"的沉痛，与《兵车行》里"君不见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"的悲怆，共同构成对战争创伤的深刻记录。这种转变在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达到顶峰，诗人从个人苦难升华到家国情怀，"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"的呐喊，展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。

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体现在多重维度。在形式上，他继承并发展了律诗的格律体系，使七律达到"对偶工整而气脉贯通"的境界。《登高》"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"的句式，既符合平仄对仗规范，又创造出雄浑壮阔的意境。在叙事技巧方面，他开创了"以诗为史"的创作传统。《三吏》《三别》通过具体人物命运折射社会全貌，其中"老翁逾墙走，老妇出门看"等细节描写，使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完美统一。这种现实主义手法在《石壕吏》中达到极致，诗人亲历民间疾苦后写下"吏呼一何怒，妇啼一何苦"，将个人体验升华为时代缩影。

杜甫诗歌的思想深度体现在对儒家精神的创造性转化。不同于李白等诗人对个体价值的张扬，杜甫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紧密相连。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中"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"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，在《又呈吴郎》"安得广厦千万间"的追问中达到新的高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杜甫并未陷入简单的忠君思想，而是以批判性视角审视权力结构。《北征》中"暴君死而社稷存"的反思，显示出超越时代的政治智慧。这种思想特质在《蜀相》"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"的咏叹中，既表达对诸葛亮的敬仰，又暗含对历史局限的深刻认知。

杜甫诗歌的现代性价值在当代得到重新诠释。20世纪20年代闻一多提出"杜甫是诗中的屈原"，强调其现实批判精神；钱钟书则关注其"诗史"特质与历史叙事关系。在全球化语境下，学者发现杜甫诗歌中的生态意识具有超前性，《春夜喜雨》"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"的描写，暗合现代生态美学理念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杜甫诗歌中的苦难叙事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切入点，如《石壕吏》中女性在战乱中的生存状态，为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珍贵文本。

杜甫诗歌的传播机制在历史上不断演变。宋代"苏黄"诗派推崇其沉郁风格，元代文宗设"杜甫草堂"以示尊崇。明清时期《杜诗详注》等注本的出现，使作品解读走向学术化。当代新媒体时代，杜甫诗歌通过数字人文技术获得新生命，哈佛大学"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"已收录其诗作注释与研究成果。这种传播轨迹显示，杜甫诗歌始终保持着与时代对话的能力，其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成就，更在于为每个时代提供思考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视角。

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集大成者，杜甫的创作实践完成了对诗歌本体的多重突破。他既保持了《诗经》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，又开创了"以诗证史"的叙事范式；既继承汉魏乐府的民间立场，又发展出文人诗歌的思想深度。这种双重性使其作品成为理解中国文学精神的重要密码。在当今文化重建的语境下，重读杜甫诗歌不仅是对文学经典的回归，更是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传承。那些穿越千年的诗句，依然在提醒我们关注现实、思考责任、守护人性，这正是杜甫诗歌超越时空的精神内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