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末社会矛盾在安史之乱后持续加剧。自德宗贞元年间起，土地兼并已使全国耕地中三分之二集中在藩镇节度使和大地主手中，均田制彻底崩溃。关东地区因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，人口锐减至开元盛世的三分之一，逃亡农民在太行山、荆襄地区形成流民群体。这些流民在遇到自然灾害时，往往聚为"山盗"，成为后来起义的潜在力量。

乾符元年（874年）王仙芝在冤句（今山东曹县）发动起义，以"均平赋税"为口号，迅速在黄河中下游聚集十余万农民。这支起义军采取"先取两浙，后图江淮"的战略，半年内攻占扬州、润州（今镇江），迫使淮南节度使高骈请朝廷招安。王仙芝的失败在于其战略摇摆，在攻占广州后因内部矛盾被部将拥立为楚王，最终在黄巢攻陷广州时战败被杀。

黄巢的崛起标志着起义进入新阶段。这位盐商之子早年游历南北，目睹了"人乳为酒，其骨为薪"的惨状。他继承王仙芝余部后，采取"先取江淮，据有财用"的新策略。乾符五年（878年）起义军攻破潭州（长沙），建立"大齐"政权，随后连克江州、鄂州，直逼中原。中和元年（881年）黄巢攻陷长安，中和四年（884年）称帝，建立农民政权，但此时唐朝已名存实亡，藩镇割据势力达数十个。

起义军的战略失误在此时暴露无遗。黄巢在长安建立政权后，未能有效控制关东地区，反而将精锐部队部署在关中。朱温（时为宣武军节度使）趁机联合河中节度使李存勖等势力反攻，起义军陷入东西线作战的困境。中和五年（885年）黄巢放弃长安南撤，在荆南被李克用截击，最终退守岭南。光启元年（885年）王播（时为岭南节度使）联合南诏国发动突袭，起义军主力覆灭，黄巢率残部转战闽南，最终在黄岩（今浙江台州）被招安。

这场持续近十年的农民起义深刻改变了唐代政治格局。起义军虽未成功建立持久政权，但其冲击波导致唐朝中央权威彻底瓦解。朱温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壮大实力，最终于907年建立后梁，开启五代十国分裂局面。起义军瓦解后流民问题再次爆发，北方出现"黄巢余党"与沙陀骑兵的长期拉锯战，南方则形成"五姓七望"与地方豪强的对峙格局。

从历史角度看，这场起义具有双重意义。它既是对唐朝土地制度彻底崩溃的回应，也是中央集权制度无法解决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。起义军提出的"均平赋税"诉求虽未实现，却为五代时期"更化法"改革提供了实践参照。其军事教训则深刻影响了后世农民战争策略，如明末李自成起义时仍沿用"分田免赋"口号，但更注重根据地建设。黄巢起义证明，缺乏稳固根据地和有效政治纲领的农民起义，最终难逃被历史淘汰的命运。